学雷兄，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晋人。多有侠肠豪情，咱们相识几近二十年，情谊深沉。郭兄公事之余，散兼，复旦大学硕士生导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博物馆展览策划与古代陶瓷及艺术史的研讨，曾掌管“官钧”瓷器、金元红绿彩瓷器、吉州窑与黑釉瓷器等多个重要展览及学术研讨会，研讨触及钧窑、红绿彩瓷、吉州窑、磁州窑、黑釉瓷、元明青花、广彩、香港大埔碗窑等范畴。
主编有《禅风与儒韵：宋元年代的吉州窑瓷器》、《玄色之美：我国历代黑釉瓷器珍品》等各类古代艺术图录十余部，先后在国内外文博刊物上宣布论文数十篇，特别《明代磁州窑瓷器》开此范畴专题研讨之先河，令国内外学界为之轰动。
除北京、台北两地故宫旧藏很多明清高足碗、杯外，西藏寺院及文博组织也保藏很多明清两朝的高足碗，其质量之高、品类之丰厚，令人形象极为深入。
以上问题，早已引起学界的重视，已有多位学者作过有利的探究，但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故此，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环绕以上问题，结合相关历史背景、文献和图画学材料等，作一耙梳考证，以期对有关问题的处理有所助益。
陶瓷高足杯最早的比如是湖南长沙南朝墓（砂子塘M2）出土的青釉高足杯（图1-1）。同一墓地的一座隋墓（野坡M4）还发现一件青釉高足杯（图1-2）。山西太原西郊沙沟村隋开皇十七年斛律彻墓也出土一件白瓷高足杯（图2-1）。唐代材料见有陕西历史博物馆保藏一件邢窑白瓷高足杯（图3-1）。以上两件隋唐白瓷高足杯的概括、圈足、弦纹等，均显着有仿照铜器之遗痕（图2、3）。齐东方先生曾指出，隋唐时我国南方制作的陶瓷高足杯，仿自罗马—拜占庭器物的或许性更大。现在看来，隋唐北方的陶瓷高足杯的状况亦是如此。
南朝至隋唐以来的陶瓷高足杯，大多体量较小，数量有限。瓷质高足碗、杯真实的盛行，在元代。这与元代特别的历史背景严密相关。蒙古帝国地域横跨欧亚大陆，游牧文明的浸透，控制地图的扩张，与西域广阔区域的沟通进一步加深，由此带来一场日子器用的深入改变，涌现出许多交融了异域文明风俗的别致器用，形成了一股前所未见的器用新风气。高足碗、杯便是这一风气中最有目共睹的器类之一。
据笔者的调查，其原型或许上溯至公元7世纪拜占庭帝国的铜高足杯。特别是拜占庭铜高足杯的细长高足及柄部的凸弦纹，在元代高足杯上均可看到对其仿照之遗痕。透过美国大都会博物收藏拜占庭铜高足杯与甘肃武威出土元青花琵琶仕女图高足杯的比较，可显着看出这一特征（图4）。
从现在的材料看，出土地域广阔，触及窑场很多，除景德镇、龙泉窑等干流窑场外，霍州窑、钧窑等也有出产。其装修种类丰厚，除白釉、青瓷、哥釉等单色釉种类，还有青花、釉里红、绞胎、彩色等。造型也富于改变，可大致分高足杯、高足碗两类。高足杯有一类体量较小，有转杯、镂空夹层等工巧装修
《事林广记》版画插图和《格古要论》的说法，以为元代高足杯有“靶盏”之称，作为“胡元饮器”或祭器运用，并指出其一起被当作酒杯和盛放糕点、生果的容器。余佩瑾、谭晓玲等学者也有相似的观念。不过，据笔者的调查，元代高足杯、碗中，喝酒与盛放果点的高足类器物，是显着能够区别的。此外，元代高足碗中较大、口撇的一类，应是元人创始的藏式茶器。
喝酒器▼元代高足杯中的一类，竹节或素面中空高足，体量中等，垂腹，口沿微外撇，口径11厘米左右，单个稍大，有青花、白瓷、龙泉等种类，是元代高足杯中数量最多的一群（图5、6）
《至正派记》中所记“御土窑”。元人丁继道丙子（1336年）春有“玄袍香惹黄金殿，御酒光揺白玉杯，喜动龙颜承厚渥，春风万里宝车回”之句传世。诗中“御酒光揺白玉杯”，或许正是景德镇“御土窑”出产的，带“玉”字款高足杯一类新式酒器。元代景德镇高足杯中有一类较为工巧的转心杯、口径较小、杯腹有深、浅之别。如高安窖藏釉里红贴塑蟠螭纹高足转杯（图8-1）
（图9-1）。因有一件此类釉里红转杯，杯壁题“三万六千场”（图9-2），可知这类高足杯亦为酒器。
（图8-6），这两件高足杯的腹部很深，与德国国家图书收藏另幅元朝蒙古细密画中，主人对面酒桌的多件深腹、直壁高足杯（图11），有一起之处，显着同属酒器。
“把官员盏”场景中的高足杯，以为高足杯在元代一起被当作酒杯和盛放糕点、生果的容器。刘先生的发现至关重要。不过，需指出的是，从《事林广记》插图描绘的细节来看，盛放果子的所谓高足杯，更像是高足碗或豆盘一类（图12-1），属元代高足器中腹部最浅的一类，如江西萍乡福田乡元代窖藏出土凤纹高足碗（图12-3）、河北定兴窖藏出土青花飞凤纹高足碗、江苏镇江丹徒窖藏出土的六件青花梅月、松竹纹高足碗、安徽繁昌新港大街窖藏出土青花龙纹高足碗（图12-2），都属此类口部较大、腹部弧度陡峭较浅的高足碗。从《事林广记》版刻插图和 “把官员盏”中“酒果”、“持瓶执果者并跪”及官员饮尽后“捧果子者从而献之”的内容可知（见280页），这类高足碗是盛放佐酒的酒果之具。
古人吃茶汤俱用，取其易干不留津，喝酒用盏未尝把盏，故无劝盘。……古人用汤瓶酒注，不必胡瓶及有嘴折盂，茶锺、台盘此皆外国所用者，我国始于元朝，汝定官窑俱无此器。
元代寺院中常举办茶会。茶会常由闻名文人编撰榜文，揭露告示，称为茶榜。蒙古国时期，耶律楚材撰《茶榜》
今辰斋退，特为新堂头奥公长老设茶一锺，聊表住持开堂陈谢之仪，仍请知事群众同垂光降者。
从上揭文献可知，“胡瓶及有嘴折盂，茶锺、台盘”均是元朝新出现的器物，元人也有设“茶锺”之礼。
那么《格古要论》所言“始于元朝”的这种新式“茶锺”终究指什么器物呢？联络下文的考证，这种新式“茶锺”，实际上的意思便是元代高足碗中，较大、撇口弧腹的一类。这一推论，从宣德九年（1434年）后藏达仓宗人所著《汉藏史集》中亦可得到验证。
《辨别碗的好坏的常识》一节，详细描述了宝贵茶碗的辨别之法，书中谓：被称为甲桑玛的碗，有与碗体等长的凭据，碗壁薄，碗口宽，显得清亮，所以为其他人所效法。这种碗有一些有青龙、花龙图画作为装修，这是本钦甲哇桑布以院使身份掌管宣政院衙署时制作的。
景德镇窑、龙泉窑、霍州窑、钧釉、哥釉均有此类高足碗（图13、14、15）。
（图13-5）。又如耶律铸墓出土卵白釉高足碗（图13-2），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发现的景德镇卵白釉高足碗（图13-3）、龙泉窑青瓷刻花杂宝纹高足碗（图13-4），集宁路遗址出土的龙泉窑青瓷刻花杂宝纹高足碗、龙泉窑青瓷印花折枝斑纹高足碗、龙泉市道太区供村乡龚村出土龙泉窑青瓷刻花杂宝纹高足碗（图14-3）等，这些碗的足部或高或低、腹部或浅或深，但一起特征是碗口遍及较大，直径在12～13厘米以上，具有《汉藏史集》所载“碗口宽”的特征。
该批高足碗不只与《汉藏史集》所记“与碗体等长的凭据，碗壁薄，碗口宽”及“花龙”为饰的“甲桑玛”碗的特征彻底相符；并且，其莲瓣内的“八宝纹”也具显着藏传佛教特征。
这批高足碗的墨书“中和”，或也可为其茶器之用供给旁证。此处的墨书“中和”，或是一种对茶器用处的颇具文人兴趣的表达。无论是唐斐汶的“其功致和”说,或是宋徽宗的“致清导和”说，仍是陆羽的“精行俭德”说，特别是北宋文学家晃补之的“中和似此茗”的闻名诗句，使得“中和”二字成为颇能体现我国茶文明中心内在与价值的最佳词语。此外，该窖藏还一起出土五件卵白釉云凤纹大碗，底部也墨书“中和”。因喝茶一般还需一些配套的用具，故估测其应是与以上高足碗合作运用的茶器组合，详细用处有待考证。河北定兴窖藏出土一件青花月影梅高足斗笠碗，碗形为典型宋代茶器造型，又以高雅的月影梅为饰，
或许是元人学习宋人茶器传统并结合游牧民族特征，规划的一款新茶器（图16）。
《元史》文宗本纪三至顺元年（1330年）二月，“以西僧加瓦藏卜、蘸八儿监藏并为乌斯藏、土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的记载，可知本钦甲哇桑布以院使身份掌管宣政院衙署时刻是在1330年后的十余年间，这正是景德镇青花瓷器、卵白釉瓷器出产的黄金时期。元代高足碗多带有杂宝、金刚杵等显着藏传佛教特征装修，有理由让咱们一直信任，《汉藏史集》所载的“甲桑玛”高足茶碗，确系由本钦甲哇桑布掌管宣政院衙署时制作的。▼
“六家之祭元月廿四日陈长生祠作”，器心内褐彩书“军”字，是仅有可证实高足碗作为祭器的实例（图14-1）。至于祭祀时详细盛放何物，不得而知。
（图17-2）。景德镇红卫影院窑址收集的波斯文缠枝花卉纹高足碗（图17-3），造型、体量与新疆阿里玛力所出同属一类型。德国国家图书收藏体现伊尔汗国大汗登基仪式盛况的另幅著作中，餐桌上陈设两排高足碗，这些碗的口沿内收，高足略矮，与牛津阿什莫林博物收藏青花碗造型附近。该图所绘高足碗，碗里似备有汤勺，可知此类碗或是元人的汤碗一类（图18）。
最早见于1989年出书的汪庆正主编《简明陶瓷词典》。至于立刻杯之说的来历，或许来自16世纪初成书的高丽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书中有一段有关元人的记载，云“官人们待散也，疾快旋将酒来，把上马杯儿。”查检有关文献，文中“把上马杯儿”并非指高足杯。此处的“把”为行酒、敬酒之意。《事林广记》“把官员盏”条载：令祗候人将到酒果或肴馔，酒以壶瓶盛之，须荡令热，一人持酒瓶居左，一人持果盘居右，并立主人之后，主人捧台盏于前，以盏令倾酒自先甞看冷暖，却倾些小在盘，再令斟满，则跪而献进，持瓶执果者并跪，把盏者云：“小人没甚孝顺官人，基础拿一盏淡酒，望官人休怪。”候官员接盏后，主人则持盘退三步，再跪，待饮尽动身进前再跪以盘盛盏，如见未尽，再跪告令饮尽，方可接盏，接盏后捧果子者则从而献之。
“刘太公说道：‘两日前梁山泊宋江，和一个年纪小的后生，骑着两匹马来庄上来。老儿听得说是替天行道的人，因而叫这十八岁的女儿出来把酒。’”此处的“把酒”同样是敬酒之意。谭晓玲女士的观念也大致如此。她进一步指出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
“献酒图”，图中所绘正是为来客上马前，跪地把酒的场景，并据此以为“立刻杯”理解为上马前喝酒的杯子更为切当些。不过，谭女士将图中献酒者跪于地，双手所捧盘盏的“盏”说成是高足杯，就显着与图中所绘一般矮足杯的状况不符。此外，谭晓玲所言“浑脱”，其实体量很大，应是“盛乳酪酒湩”的容器，并非直接用于喝酒的用具。不过，笔者却是认同其“立刻杯”应是“上马杯儿”的观念。其实，
如宋真宗于澶渊与寇准谋退契丹之计，问何人可守天雄军，寇准荐参知政事王钦若。退即召王，谕以意，并斟大杯酒为之送别，名曰“上马杯”。由此看来，将高足杯附会成“立刻杯”，乃至有人联想出元人骑立刻，一只手腾出来能够攥住杯子，便有“欲饮琵琶立刻催”的感觉，
这只不过是带有文学颜色的凭空想象罢了。元代的高足碗、杯虽与立刻杯无涉，但高足器物的盛行确与游牧民族的日子小习气密切相关。
从《事林广记》“把官员盏”版画及德国国家图书收藏一套宝贵的元朝蒙古细密画所绘宴饮景象看（图7、11、12、18），元人因游牧流动性大，日常日子桌椅装备有限，即便是贵族宴饮，虽配少数桌子、椅或凳，但并不围桌用餐，而是靠随从奉至手中享受，至于一般人只能是因陋席地而食。